李白與杜甫同為唐代詩壇的核心代表人物，後世分別得到「詩仙」「詩聖」的極高稱讚，成為中國古典詩歌史上無法超越的兩座高峰。
但是翻看整個唐代歷史，二人的文壇地位並不是一直平等，也沒有形成後世固定的仙聖齊名格局，反而因為寫作風格、人生經歷、時代審美偏向與內在思想的不同，呈現出十分明顯的階段化差別，從盛唐時期的名聲差距極大，到中晚唐時期的好壞爭論，再到後期文壇地位慢慢靠近。
生前文壇聲望：李白名震朝野，杜甫聲名不顯
盛唐時期到安史之亂發生前後，既是二人詩歌創作的關鍵時期，也是二者文壇地位差距最為明顯的階段，李白憑藉灑脫不凡的詩文風格、狂放自由的人生閱歷，早早踏入唐代詩壇上層，成為全國皆知的詩文大家，反观杜甫，即便一直堅持寫作、優秀作品不斷，卻長期處在主流文壇之外，活著的時候詩文名氣遠遠比不上李白，甚至沒能得到唐代主流文人圈子的普遍認可。
李白能快速出名，是盛唐時代氛圍與個人出眾才華的完美契合，他年紀輕輕就展現出過人的詩文天賦，帶著長劍遊歷各地，所到之處他的作品都被人們廣為傳誦，進京做官之前就已經在文壇小有名氣，天寶年間李白進入長安擔任供奉翰林一職，得到文壇前輩賀知章「謫仙人」的極高評價，經過文壇名家的認可推薦，再加上唐玄宗的欣賞看重，他的詩文名氣很快傳遍京城，進而擴散到全國各地，李白的詩文豪邁大氣、想象奇特、語言清爽直白，既有浪漫主義情懷，又有盛唐文人獨有的昂揚氣勢，既貼合盛唐開放包容、崇尚求仙的社會風氣，又簡單好懂、讀來順口，上到皇宮權貴、文人雅士，下到市井百姓、普通民眾，都十分喜歡他的詩作，真正做到了民間和朝堂都在傳唱，即便晚年仕途不順、四處漂泊，他的文壇名氣也沒有下降，一直穩居唐代詩壇核心位置，杜甫也曾在自己的詩中真心讚歎「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直白說李白的詩文天下第一、沒人能比得上。
和李白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杜甫一輩子過得艱難不順，仕途屢屢碰壁、半生四處流浪，人生軌跡和盛唐的繁華景象越來越遠，詩文風格也偏向深沉厚重、寫實樸素，他的詩作大多關注百姓苦難、國家動盪、民間生活，用文字記錄真實歷史，記下大唐王朝從興盛走向衰敗的巨大變化，情感濃厚深沉、格式規整嚴謹、內涵深刻長遠，比起李白的灑脫靈動，少了一些盛唐的浪漫豪氣，多了一些亂世裡的同情與厚重，這種寫實為主的寫作風格，和盛唐文壇喜歡自由灑脫、浪漫豪放的審美風氣完全不合，再加上杜甫身處社會底層、沒有文壇權貴的推薦幫助，他的詩作只在很小的文人圈子裡流傳，影響力只局限在江漢一帶，江南等繁華地區，甚至很少有文人知道杜甫這個人以及他的作品，杜甫晚年也曾自謙說「李杜齊名真忝竊」，足以看出他清楚知道自己和李白的名氣差距，一輩子都沒能得到和李白相當的文壇名聲。
唐代文壇定位：飄逸絕塵的文壇標杆，格律精深的潛才大家
在唐代文人的普遍看法裡，李白與杜甫的文壇定位有著根本不同，二人屬於不同的文學方向，受眾人群和文壇認可程度也相差極大，李白是脫離世俗的文壇榜樣，也是盛唐浪漫詩風的集大成者，被文壇當成天賦極高、難以複製的詩文天才，杜甫則是鑽研寫作技巧、心系國家百姓的踏實詩人，他的詩文藝術價值在唐代長時間被人們低估，等到中晚唐時期，才慢慢被文壇發現並且重視。
李白的文壇定位，帶著「謫仙人」的獨特光環，是盛唐文人精神追求的具體體現，他不會被嚴格的詩文格式束縛，寫作時隨心所欲，詩文裡充滿奇特大膽的想象和不畏懼權貴的文人骨氣，貼合唐代文人追求精神自由、想要建功立業、做事灑脫自由的內心想法，在唐代主流文壇的評價標準裡，李白屬於天賦型詩人，他的才華天生就有、可遇不可求，是詩壇裡讓人難以企及的「仙才」，唐文宗在位的時候，更是把李白的詩文、斐旻的劍舞、張旭的草書一同稱為「三絕」，從官方角度直接定下李白唐代詩壇第一的地位，成為後世文人紛紛模仿卻始終趕不上的藝術榜樣，他在盛唐的文壇地位沒人能夠動搖。
杜甫的文壇定位，更偏向鑽研寫作技巧、堅守儒家救國救民情懷的踏實詩人，他嚴格遵守詩文格式要求，仔細研究句子對仗、聲調和諧，擅長古體、近體、律詩、絕句等多種詩文體裁，寫作技巧十分純熟，被後世稱為唐詩的「集大成者」，但是這種對格式技巧的精細打磨，在盛唐時期並沒有成為文壇主流的審美方向，同時杜甫的詩文以儒家仁政思想為基礎，滿心都是憂慮國家、憐惜百姓的情懷，重點描寫亂世裡底層百姓的艱難生活，在盛唐繁華的背景下，顯得和文壇主流風格完全不符，唐代文人大多認可杜甫的寫作技巧功底，卻很難體會他詩文中深深的家國同情，即便認可他的個人才華，也一直沒有把他推到詩壇最高位置，他的詩文價值大多停留在技巧層面的小範圍認可，沒能上升到思想層面和地位層面的主流推崇。
中晚唐地位流變：差距逐步縮小，文壇優劣之爭興起
安史之亂徹底改變了唐代的社會政治格局，文壇審美風向也隨之發生了根本變化，從盛唐時期的浪漫灑脫，漸漸轉向中晚唐的寫實深沉，時代環境的改變，讓杜甫詩文的深層價值慢慢被文壇發現，二人之間的文壇地位差距不斷縮小，唐代文壇也出現了貫穿中後期的李杜好壞爭論，二人的詩壇地位迎來了全新的調整與改變。
中唐時期，元稹、白居易等文人最先推崇杜甫，十分認可他詩文的寫實意義和格式技巧成就，元稹在為杜甫寫的墓誌銘裡，直接說道「詩人以來，未有如杜子美者」，認為李白在詩文鋪陳、格式把控、內涵深度等很多方面，都比不上杜甫，第一次明確提出杜甫詩壇地位高於李白的說法，開啟了中唐推崇杜甫、貶低李白的文壇風氣，這種觀點的出現，和當時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關，安史之亂過後，大唐盛世徹底消失，社會動盪不安、百姓生活困苦，文人們不再沉迷於浪漫虛幻的想象，轉而關注社會真實情況、民間百姓疾苦，杜甫被稱作「詩史」的詩文，正好貼合中晚唐文人的內心想法，他詩文中包含的家國情懷和對百姓的憐惜，引發了文壇很多人的情感共鳴。
但與此同時，李杜二人同等重要的文壇觀點也隨之出現，韓愈就是這一觀點的堅定支持者，他直接說道「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斥責那些貶低李杜二人的言論，不過是自不量力、根本無法動搖二人的地位，他認為二人詩文風格完全不同、各有各的長處，沒必要強行分出誰好誰壞，晚唐時期，大部分文人依舊喜歡李白的灑脫才華，皮日休、吳融等文人紛紛發聲，覺得唐代詩壇還是要以李白為第一榜樣，依舊堅持李白詩壇最高的核心地位，到這時候，整箇中晚唐階段，李白依舊得到文壇主流的認可，杜甫的詩壇地位慢慢提升，二人形成觀點爭論、同時存在的格局，雖然沒能做到完全齊名，但是地位差距已經大大縮小，徹底打破了盛唐時期李白一人領先的局面。
地位差異根源：風格、思想與時代的偏差
李白與杜甫在唐代的文壇地位差異，並不是單單因為個人才華的高低，而是寫作風格、思想內核、時代審美三種因素共同造成的結果，李白的詩文是盛唐氣象的具體體現，浪漫灑脫、崇尚自由仙氣，完全貼合盛唐開放包容、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符合文壇主流的審美喜好，杜甫的詩文是亂世滄桑的真實記錄，深沉寫實、心懷同情，順應了中晚唐文壇關注現實的核心需求，卻和盛唐主流審美出現了明顯的不合。
從內在思想來看，李白深受道家思想影響，追求精神自由、看不起權貴壓迫，貼合唐代崇尚求仙問道的社會潮流，更容易被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們接受，杜甫堅守儒家核心思想，心裡裝著百姓、忠於國家，他的思想有著更深刻的現實意義，卻需要依託亂世苦難的背景，才能被人們真正讀懂和體會，從詩文傳播來看，李白的詩文簡單好懂、意境豪邁大氣，傳播的門檻很低，便於大範圍推廣傳唱，杜甫的詩文格式嚴謹、內涵深刻厚重，需要讀者有一定的文學基礎才能細細品讀，傳播的範圍相對更小。
需要格外注意的是：
「詩仙」「詩聖」的稱呼，並不是在唐代出現的，而是後世慢慢確定並且固定下來的稱號，唐代只有賀知章把李白叫做「謫仙人」，杜甫在整個唐代都沒有得到「詩聖」的稱呼，這也從側面證明，二人在唐代並沒有形成後世固定的頂級詩壇齊名格局。
結語
翻看整個唐代文壇，李白與杜甫的地位一直順著「生前李白更高，去世後杜甫慢慢追平」的軌跡變化，盛唐的時候，李白是全國聞名的詩壇仙才，獨自引領一代詩壇風氣，杜甫是身處底層的低調詩人，默默藏著自己的文學才華，中晚唐之後，杜甫的詩文價值徹底被人們認可，二人各成一派、觀點爭論同時存在，二人一個稱仙一個為聖，一個是浪漫主義的頂峰，一個是現實主義的榜樣，一同造就了唐詩的藝術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