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詩歌發展的燦爛星河中，杜甫靠著沉鬱頓挫的寫作風格和憂國憂民的真誠情懷被後世尊稱為「詩聖」，這個稱呼，經過唐、宋、明、清好幾百年的文化積累和價值調整，結合他的詩歌才華、高尚人格以及後人一直的推崇才形成的公認結論。
詩史同源
杜甫能被叫做「詩聖」，最核心的原因是他的詩歌既有歷史的真實性又有文學的美感，還開創了「詩史」這種特別的寫作方式，為他成為「詩聖」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礎，和李白浪漫灑脫的詩風不同，杜甫用寫實的寫法把安史之亂前後的社會樣子、百姓的苦難和國家的變化都寫進了詩裡，他的詩也成了記錄唐朝從強盛走向衰落的「活史書」。
杜甫去世後沒多久，和他同時代的文人元結就在《故右拾遺杜君墓系》中第一次明確提出杜甫詩歌的「詩史」價值，他認為杜甫的詩寫盡了天下事，既有記載歷史的才能、眼光又有真實的歷史事件，精準抓住了杜詩記錄時代的核心特點，這種「詩史」特質不是簡單把歷史事件堆在一起，而是把個人的命運和國家的興衰緊緊連在一起，用細膩的文字和深沉的感情，還原了亂世的苦難和人間的溫暖。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兩句尖銳的對比，揭露了封建貴族的奢侈浪費和底層百姓的生存困境，而「三吏」和「三別」則用寫實的寫法，寫出了安史之亂中官吏的殘暴和百姓的顛沛流離，每一個字都滿是悲傷、每一句話都帶著血淚，成了反映亂世百姓生活的千古名作，這種把歷史真實和文學美感完美結合的寫作，讓杜詩超出了普通詩歌的範圍，成了承載時代記憶、表達百姓心願的精神載體，也讓杜甫成了後人公認的「詩史」創作者，為他「詩聖」的稱呼提供了最根本的文學支持。
德藝雙馨
「聖」這個字，不僅和技藝的最高水平有關，還和人格的高尚程度有關，杜甫能被尊為「詩聖」，本質上是因為他「憂國憂民、忠君愛友」的做人底線和「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作詩追求剛好匹配，這種品德和才華都出眾的特點，就是「聖」的核心含義。
從人格方面來說，杜甫一輩子都在踐行儒家「關愛百姓」的核心思想，他把自己的困難和痛苦拋在腦後，一直關心著天下的百姓，他出身京兆杜氏，從小就有「輔佐君主成為賢明君主、讓社會風氣變得淳樸」的政治願望，雖然他一輩子都很坎坷、不順心還四處漂泊——在長安待了十年都沒找到官職，安史之亂中被俘虜受困，晚年漂泊到西南地區，又窮又病，但他從來沒有放棄對國家的牽掛和對百姓的同情，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就算他身處「床頭漏雨沒沒有乾的地方、雨下得像麻線一樣不停」的絕境，還是喊出了「怎麼才能有千萬間宽敞的房子，讓天下所有穷苦的讀書人都能露出笑容」的心聲，這種不考慮自己得失、心裡裝著天下人的寬廣胸懷，和儒家「聖人」提倡的善良、有擔當的精神很像，成了後世文人學習的榜樣。
從詩歌才華方面來說，杜甫是中國詩歌藝術的集大成者，他的作詩技巧非常高超，達到了後人很難趕上的高度，他精通各種詩歌形式，不管是五言古詩、七言律詩還是樂府歌行，都能運用自如、用心創作，他的詩風沉鬱頓挫，文字簡潔準確，煉字煉句的功夫非常出色，比如《登高》中「無邊無際的落葉紛紛落下，無窮無盡的長江滚滚奔來」，對仗工整、意境開闊，被大家公認為「古今七言律詩第一」，他還改進了詩歌的表達方法，把敘事、抒情、議論結合在一起，豐富了詩歌的表達內容，北宋詩人王禹偁曾說「杜甫的詩開闢了詩歌的新境界」，黃庭堅開創的江西詩派還把杜甫當作祖師，能看出他的作詩技巧對後人影響很大，這種在詩歌上達到頂尖水平的成就，和他高尚的人格相互配合，一起構成了「詩聖」稱呼的核心支撐。
後世推崇
杜甫「詩聖」的稱呼不是他活著的時候得到的，而是經過好幾代文人的推崇和官方的認可，慢慢積累形成的公認結論，這個過程經歷了唐、宋、明、清四個朝代，也見證了杜甫詩歌的價值被不斷發現和提升。
唐代是「詩聖」稱呼的奠基階段，杜甫活著的時候，名氣遠不如李白等同時代的詩人，但他去世後沒多久，他的文學價值就被慢慢認可了，中唐時期，元稹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中第一次把杜甫的人格特點和詩歌才華聯繫起來，稱讚他「憂國憂民、忠君愛友」，進一步突出了杜甫詩歌的道德價值，文壇領袖韓愈还用「李白和杜甫的文章永遠光輝燦爛」的詩句，把李白和杜甫放在一起稱讚，大大提高了杜甫在唐代文學中的地位，為他後來成為「詩聖」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宋代是杜甫地位確立的關鍵時期，也是「詩聖」稱呼的提升階段，宋代的文壇大家們接連推崇杜甫，王安石稱讚他「像杜甫這樣心懷天下的人從古到今都很少見」，把他當作忠義的代表，蘇軾評價杜甫是詩歌創作的「集大成者」，高度認可他作詩技巧的全面性，南宋理學大家朱熹把杜甫納入儒家思想體系來解讀，說他的詩「光明磊落」，認為杜甫詩歌的沉鬱風格體現了儒家「關愛百姓」的核心思想，從官方哲學的角度為「詩聖」的稱呼提供了最終的支持，同時，江西詩派把杜甫當作祖師，學習杜甫的詩成了宋代詩歌創作的主流，進一步擴大了杜甫的文學影響力。
明清時期，「詩聖」的稱呼正式確立並固定下來，明代的學者開始明確用「詩聖」這個詞來尊稱杜甫，其中孫承恩在《杜工部（子美）》中提出「只有杜甫才能被稱為詩聖」，明確了杜甫「詩聖」的唯一性，楊慎、王嗣奭等學者也紛紛推崇杜甫為「詩聖」，讓這個稱呼慢慢被官方和民間廣泛接受，清代的乾隆皇帝在他的詩中，明確區分了「詩仙」李白和「詩聖」杜甫，進一步鞏固了杜甫「詩聖」的地位，到這時，杜甫和李白併肩而立，成了中國文化中併列的文學高峰。
薪火相傳
杜甫能被尊為「詩聖」，不僅是因為他的詩歌才華和人格魅力，更因為他的精神跨越了千年，一直能和後世的人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符號，近現代以來，學者們對杜甫的解讀更加多樣，梁啟超在《情聖杜甫》的演講中，用「真、善、美」作為標準評價杜甫，把他尊為「情聖」，胡適從寫實的角度出發，認為杜甫的詩是「展現人生」的典範，聚焦於民間的苦難和社會的現實問題，這種不把他當作「聖人」來解讀的方式，沒有降低杜甫的歷史地位，反而讓他的形象更豐滿、更真實，進一步證明了他精神的永恆價值。
在東亞文化圈，杜甫的影響力也很大，杜詩最晚在11世紀传到了朝鮮半島，高麗、朝鮮時代的文人對杜甫的評價甚至超過了蘇軾，日本江戶時代，研讀杜甫的詩成了一種風氣，現代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稱杜甫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能看出他的詩歌在世界上也有很大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