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歐陽修要主持編纂《新唐書》？北宋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一部系統記錄唐代二百九十年興衰過程的紀傳體斷代史《新唐書》正式刊印發行，作為「二十四史」裡的重要書籍，這部書由歐陽修和宋祁一起帶頭編寫，其中歐陽修主要負責本紀、志、表部分的編寫工作，並且全面負責全書體例的設計，是整個編寫工作的核心負責人。
北宋治世亟需一部「鑑戒之史」
北宋建立之後，一直把唐朝的興衰當作重要的借鑑，努力避免晚唐時期藩鎮割據、宦官專權、黨爭不停的歷史悲劇，全力打造穩定有序的統治秩序，但當時記錄唐代歷史的主要書籍《舊唐書》，已經滿足不了北宋朝廷「用歷史當借鑑、用歷史幫助治理國家」的需求，重新編寫唐書慢慢變成了時代發展的必然選擇。
《舊唐書》編寫於後晉時期，那時候天下動盪、戰亂不斷，史官的編寫工作很倉促，沒有對唐代留下的各種史料進行系統整理和認真核對，北宋建立後，隨著政局慢慢穩定、文化事業越來越興旺，統治者對史書的借鑑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希望能完整記錄歷史發展過程，還希望通過系統整理唐代的治亂得失，為北宋朝廷的執政提供可以參考的經驗。宋仁宗曾明確說《舊唐書》「水平不高、內容淺薄」，沒法充分展現唐代興衰變化的內在規律，這一評價也成了朝廷下令重新編寫唐書的直接動力。
歐陽修作為北宋政壇和文壇的核心人物，清楚理解統治者治理國家的需求，他親身經歷慶曆新政，親眼看到北宋社會的優點和不足，明白史書對規範朝廷秩序、提醒君臣的重要意義。主持編寫《新唐書》，本質上是對時代號召的積極回應，通過系統整理唐代的歷史脈絡，總結唐朝興亡的經驗教訓，為北宋朝廷提供實用的政治方法，幫助「慶曆新政」後北宋的治理體系變得更完善。這種「記錄過去來借鑑現在」的追求，既是朝廷的明確期望，也是歐陽修作為政治家的重要責任。
《舊唐書》的諸多不足亟待匡正補闕
除了時代發展的客觀需求，《舊唐書》本身存在的很多缺點和不足，是歐陽修決定主持重新編寫工作的關鍵原因，這部在後晉時期編寫的史書，因為當時編寫條件有限，存在記錄雜亂、核對不仔細、體例不完整、思想有偏差等很多問題，已經沒法承擔「正史」應有的作用和價值。
第一、史料安排雜亂沒有條理，整理缺乏合理性，《舊唐書》對晚唐時期的史料記錄特別粗糙，因為唐武宗會昌年間之後沒有完整的實錄可以參考，史官只能簡單拼湊零散的史料，導致內容繁雜混亂，就像「民間的記事本子」一樣，沒有系統的整理和合理的取捨，很多重要歷史事件的發展過程模糊不清。
第二、核對工作不夠認真，書中的錯誤到處都是，這部書大量沿用唐代的實錄、國史舊文，沒有經過認真的核對和確認，不僅有人物傳記重複、重要人物漏記的問題，還出現記錄前後矛盾的錯誤，甚至在稱呼上還沿用唐代「皇朝」「我朝」的說法，不符合後晉和北宋時期的編寫立場。
第三、體例設置不夠完整，思想傾向有偏差，《舊唐書》沒有專門設置《兵志》《選舉志》，沒法完整反映唐代的軍事制度和選官制度，同時後晉的史官因為當時時代的限制，對藩鎮割據勢力、叛逆人物大多有偏袒掩飾，沒有堅持客觀公正的修史態度。
歐陽修一直有很強的「史學責任感」，對史書的真實性和認真度有很高的要求，他始終認為，史書作為「記錄事情、記載言論、好壞都要寫」的重要載體，如果存在史料錯誤、體例殘缺等問題，不僅不能真實反映歷史真相，還會誤導後世。
所以，他主動承擔起修史的重任，打算用認真的治學態度，彌補《舊唐書》的各種缺點，重新梳理唐代歷史的完整脈絡，打造一部體例完整、史料真實、立場客觀的唐代史書。
史學與文學造詣
歐陽修能成功主持《新唐書》的編寫工作，離不開他自身深厚的史學修養、高超的文學水平和高尚的人格擔當，這也是他能成為修史工作核心人物的必要條件。
在史學研究方面，歐陽修早就展現出了出眾的才能和深厚的積累，早在皇祐五年（1053年），他就完成了《五代史記》（也就是《新五代史》）的編寫，用認真的體例設計、客觀公正的歷史評價，系統整理了五代時期的歷史發展過程，積累了豐富的修史經驗。他主張修史應該遵循「內容增加、文字簡練」的原則，既要補充遺漏的重要史料，也要精簡多餘的文字表達，同時堅持「《春秋》一字褒貶」的修史方法，重視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客觀評價，這種科學的修史理念為《新唐書》的編寫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文學創作方面，歐陽修作為宋代古文運動的核心領袖，全力糾正駢文和西昆體的弊端，大力提倡「文章要承載道理」的創作理念，他的文章簡潔凝練、嚴謹流暢，正好符合史書「文字簡練、內容充實」的編寫要求。《新唐書》的文字比《舊唐書》更簡練，記錄的邏輯更流暢，這正是歐陽修文學水平的直接體現。另外，歐陽修為人謙虛正直，在修史過程中，雖然受朝廷的命令負責「審核列傳，整理成統一體例」，但因為尊重宋祁的編寫成果而沒有做任何修改，這種寬廣的胸懷和高度的擔當，也保證了修史團隊的和諧合作，推動編寫工作順利進行。
歐陽修把自己的史學理想和儒家的正統思想充分融入到修史過程中，他在《新唐書》中重點闡述「尊崇君王、推崇儒家、反對佛教和道教」的核心思想，把《忠義傳》放在各類大臣傳記的最前面，突出忠義觀念的重要性，試圖通過編寫史書引導社會風氣，弘揚儒家的道德規範，這既是他個人思想的集中體現，也是北宋文化建設的重要需求。
結語
歐陽修主持編寫《新唐書》，既是時代賦予的重要使命，也是彌補已有史學缺點的責任，更是個人理想追求的具體體現，這場持續了十七年的修史工程，不僅有效彌補了《舊唐書》的很多不足，恢復了正史「紀、傳、表、志」體例的完整性，第一次增設《兵志》，系統整理了唐代的軍事制度，還以「內容增加、文字簡練」的明顯特點、客觀公正的歷史評價，成為後世研究唐代歷史的主要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