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上現存時間最早、保存狀態最完好的成文法律典籍，《漢謨拉比法典》一直是人類早年法治文明發展的典型代表，長久以來史學界和普通大眾都把這部法典歸為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重要成就，可不少人因為法典石碑的出土位置、上古文明流傳路線等細小問題，對法典真正的發源地區產生了不少疑問。
美索不達米亞和兩河流域文明
想要判斷《漢謨拉比法典》到底屬於哪一文明的產物，最先要弄明白美索不達米亞的地理和歷史意思，這個詞語來自古希臘語，原本的意思就是兩條河流中間的廣闊土地，專門指代西亞地區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沖刷形成的平原地帶，也就是大家常說的兩河流域，這片區域的中心位置大概在如今的伊拉克境內，也是人類早期文明出現和發展的重要發源地之一。
這片土地孕育出了一脈相連、延續上千年的早期文明，從公元前4000年左右蘇美爾人建起城邦村落、創造出楔形文字開始，先後經歷了阿卡德王國初步統一兩河流域、烏爾第三王朝與伊新、拉爾薩各個城邦分裂爭搶地盤，最後由古巴比倫王國實現了整片區域的政權統一，這一連串的文明政權更替發展，全都歸屬於美索不達米亞文明體系，各個政權在文字使用、政治制度、民風習俗、法律規矩等方面都有著很深的繼承聯繫，並不是彼此毫無關聯的獨立文明。
法典制定背景
《漢謨拉比法典》是古巴比倫王國第六代國王漢謨拉比牽頭下令頒布的，成文時間大概在公元前1755年到公元前1750年之間，這段時間線和法典制定者的身份已經得到了歷史學界的普遍認可，而古巴比倫王國也正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發展到最繁盛時期的典型國家。
漢謨拉比在位統治的時候，靠著幾十年的軍事征戰，結束了兩河流域長久分裂、戰亂不斷的局面，建立起權力集中的奴隸制帝國，為了穩固國王的統治權力、規整社會運轉秩序、平衡國內不同階層人群的利益矛盾，漢謨拉比整理吸收了蘇美爾人、阿卡德人流傳上千年的習慣法律和早期成文法律內容，將零散雜亂的法律條款整理成系統完整的體系，最終編寫成完整的法典，還把全部內容刻在黑色的玄武岩石碑上，整部法典全都用阿卡德語的楔形文字刻寫，不管是文字形式、立法的核心想法，還是條款的具體內容，都完全符合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特點，既是古巴比倫王國治理國家想法的集中體現，也是兩河流域社會真實樣貌的直觀反映。
從貼合社會實際的角度來看，法典條款包含了司法審理流程、刑事犯罪處罰、婚姻家庭相處、商業貿易往來、奴隸制度管理等多個方面，剛好適配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灌溉農業發達、跨國商貿活動頻繁的經濟模式，還有等級分明的社會階層制度，是專門針對兩河流域本地社會情況制定的法律系統，並不是從其他外來文明傳入的內容。
法律流傳線索
判斷一項文明成果的起源歸屬，不光要查證它誕生的地區，還要理清它的文化繼承和發展路線，《漢謨拉比法典》並不是憑空編寫出來的，而是對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上千年法治文明的繼承、整理和進一步完善，這條清晰的流傳線索，也是證明法典發源於兩河流域的關鍵歷史證據。
其實在漢謨拉比頒布這部法典之前，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就已經形成了成熟的成文法律制定傳統，公元前21世紀，烏爾第三王朝的國王烏爾納姆頒布了《烏爾納姆法典》，這也是目前考古發現能證實的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正式開啟了兩河流域用文字制定法律的歷史，在這之後，伊新、拉爾薩、埃什嫩那等各個城邦國家，也陸續推出了《蘇美爾法典》《俾拉拉馬法典》等多部法律文獻，這些早期的成文法律，在法律框架搭建、條款書寫方式、罪責處罰標準等方面，都給《漢謨拉比法典》的編寫提供了直接的參考。
《漢謨拉比法典》沿用了兩河流域常用的「序言-正文-結語」三段式法律結構，繼承了「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同態復仇懲罰規則，同時進一步完善了法律系統、細化了各類條款的具體要求，將美索不達米亞的法治文明推到了歷史最高水平，這種前後相連、一脈相承的法律繼承關係，充分證明法典深深扎根在兩河流域的本土文化之中，是當地文明自然發展形成的必然成果。
歷史誤區說明
外界之所以會對法典的起源歸屬產生疑問，最主要的錯誤認知就是把文物被挖出來的地方當成了文明原本誕生的地方，現存完好的《漢謨拉比法典》石碑，並不是在兩河流域中心區域出土的，而是在如今伊朗西南部的蘇薩遺址被考古人員發現，這也是引發大眾疑惑的最主要原因。
結合古代真實歷史來看，這種情況和古代文明之間的戰爭搶奪行為有直接關係，公元前12世紀，伊朗高原的埃蘭王國大舉派兵入侵兩河流域，攻破巴比倫城之後，把法典石碑當成戰利品帶回了自己國家的都城蘇薩，在這之後石碑就一直埋在蘇薩遺址的地下，直到1901年到1902年才被法國考古隊伍正式挖掘出來，由此就能看出，蘇薩只是法典後期被掩埋的地點，並不是法典編寫和頒布的地方，法典的撰寫、推廣和實行，從頭到尾都發生在美索不達米亞的巴比倫城，這兩個地點在曆史上不能混為一談。
研究結論
結合地理範圍劃分、國家制定背景、法律文化傳承、文物歷史查證等多方面證據，我們能夠得出明確的歷史結論：《漢謨拉比法典》確確實實發源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
這部法典是古巴比倫王國統一兩河流域之後誕生的治國成果，深深扎根在美索不達米亞上千年的文明土壤之中，全面繼承了蘇美爾-阿卡德法治文化的精髓，是兩河流域文明發展到繁盛階段的典型遺存，就算法典石碑因為古代戰爭被帶到了其他地區，也改變不了它誕生於兩河流域、屬於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珍貴寶藏的核心事實。